约了欧菁仙在乌节路做访问，她悠然出现在半开放的咖啡座。久违的她似乎消瘦了一些，但笑容依旧。这次回来主要是为母亲庆生，在 “红星大奖”颁奖礼当天离开，没来得及参加这个年度盛会。因为这个话题，我们自然地聊起了娱乐圈，人事全非，她已不再留恋。
欧菁仙旅居巴黎九年，曾经是新加坡综艺一姐，从光鲜亮丽的主持人、演员，到现在低调的白领。转变的不只是身份，更多的是心境。
欧菁仙的MBTI人格分析是INFP，我说：No Way！要知道INFP的特质之一是“对社交不热衷，在陌生人前较害羞，但对深交的朋友热情友好。”她笑说，测试结果连她自己都不相信，一连测了几回结果都一样。是这几年变得沉稳了吗？不是的。她细细分析，发现自己肩膀上好像扛着一个责任，不知不觉地顺应观众扮演着一个“角色”。“以前在电视上，还是人多的场合里，我必须扮演一个很好的角色，不能有冷场。或扮小丑或开玩笑，就是得把场子炒热。
“很多时候我以为可以做自己，可惜不行。每次聚会，只要我陷入沉默或者安静聆听，朋友都以为我忧郁，因为印象中的欧菁仙就必须是很高能量、多话，所以每一次离开某个场合，我一上车整个人就像泄了气的气球。以前在新加坡怎么老是觉得很累？因为我明明就是一个I人，但一直扮演着E人。”
巴黎生活如鱼得水，欧菁仙已不再眷恋星光；但依然向往舞台，舞台剧对她而言，始终是截然不同的存在。（Mark Law摄）
离开是为了开始
在大众印象中，欧菁仙离开新加坡两次：第一次是领着奖学金到日本留学，一次旅居巴黎。对她而言，当初离开新加坡，是一种自我重置。过程很艰难，却也无比重要。赴日本留学前她正值事业高峰期，广告信手拈来，综艺节目有选择权。几乎所有人都不理解，好不容易走到那个位置，为什么偏偏要离开？“很多前辈，包括文芳，都问我：你是不是哪里神经线坏掉了？”
她还是走了。
她大笑：“我一到日本就后悔了。我放不下名利和新加坡的特别待遇。当时我有个男朋友，我也很想念他，两地相隔他另结新欢，我们就分手了。我很懊恼，觉得自己很不懂事、很笨，我应该听前辈的话，好好享受当下。”
当时最大的打击，其实还是语言。她原本以为自己的日语已经很流利，到了日本才发现，生活里的日语完全是另一回事，语速、口音、俚语，全都让她措手不及。“我以前是一个很叽喳，必须hold住场面的人，结果到了那里，突然变成一个很安静的人，因为我听不懂！”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九个月。某一天，她忽然听懂了一个笑话的梗。那一刻她意识到，自己终于跟上了。后来她顺利考上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学系。如今回头看，那段最狼狈、最不知所措的日子，反而成了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。她大呼：“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。”
法国没那么浪漫
经历过日本，再到巴黎时，心境大不同。“我去巴黎的时候已经四十二、三岁了。经历过那么多，天塌下来也没什么大不了。”结果到了那里，还是受震撼了。“我的本能、能力、技巧，在那里不一定work。”最难的，依旧是文化。
法国，优雅的代名词。我们对巴黎的印象，不外乎是悠闲的左岸咖啡，时尚的香榭丽舍大道，浪漫的巴黎铁塔，还有香槟午餐。
“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”欧菁仙泼了我一桶冷水。
“在地人不会全身名牌，也没有传说中的三个小时香槟午餐。”她说。法国人享受生活，却也讲究效率。企业午餐通常是会议的延伸，会议与午餐往往要在45分钟内结束。
“我在新传媒环境长大，常年被训练成自律、有责任感，甚至有点过度拼命。我们总希望老板看到我们的付出，渴望被提拔、受重视。”在她看来，法国人则不太一样。“他们有很清楚的界线感，不鼓励上班时间以外工作。他们看重能力，却不需要员工花时间去证明自己。法国人的生活在下班后开始，去约会，跟朋友家人聚会，去过生活。因为这样我没有burnout，同时让我理解生活中什么最重要。”
据她观察，新加坡员工花大量时间写电邮，原因有二：一是保护自己，二是证明自己，往往消耗许多时间与精力。法国人更倾向当面沟通、讨论，甚至争论。有趣的是，下班后情绪归零，还可以一起喝酒。两地职场文化的差异，让她重新审视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。以前忙着工作与应酬，跟母亲吃饭常常被排在最后。现在，她反而更珍惜这些相聚的时光。
在巴黎，下班后的时间真正属于自己。回家路上买一条法棍，搭配新鲜蔬果，简单做一顿晚餐；或与三两好友约一顿饭。太累时就宅在家撸猫，一切随心。周末则去看展。巴黎博物馆的大师作品不断流动，甚至有机会与艺术家本人相遇，这些都是金钱买不到的经验。
生活在节奏轻缓之间
谈笑之间，欧菁仙问：“你知道我在两年前才学会say no吗？”入行以来她不挑工作，不会拒绝任何要求，“我曾经主持过一档节目，得吃榴梿。我是不喜欢吃榴梿的，吃了会吐，会反胃。可是为了不辜负别人，我硬将榴梿吞下去，那次我没有吐，为什么？因为摊主都在旁边，我不可以吐。”讨好型人格的形成其实有迹可循。父母在她两岁时离婚，有段时间她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。那样的成长环境让她很早熟，七岁就学会察言观色。14岁参与纪录片演出，20岁正式进入娱乐圈，一路忙碌地工作。
“以前工作时间很长，没有所谓的上下班时间，只有回去睡觉的时间跟来上班的时间。我没有工作以外的生活，所以也没办法分辨，那到底是身体的累，还是心理的累。”到后来，她甚至需要靠抗抑郁药物撑着。这些年，她才慢慢学会为自己设界线。“我有进步了，至少现在十次里面，有五次我会say no，而且是可以拒绝得很舒服。”
文章摘自《风华》杂志5月号，更多内容可浏览iconsingapore.com。（《风华》提供）
听着她把这些“缺点”当笑话说出来，我忽然意识到，这个曾经在荧幕上意气风发的女人，似乎到了现在才真正开始学习如何生活，学习爱自己，也学习感受世界。为什么是现在才慢慢领悟？或许是因为巴黎让她终于可以慢下来。生活节奏不同，人也比较容易放松。在这里似乎总有一些看不见的要求、责任和期待，像空气一样笼罩着她。“在巴黎，我不会有这样的压力。”她说，“我不需要不断证明自己。”
巴黎生活如鱼得水，她已不再眷恋星光；但依然向往舞台，舞台剧对她而言，始终是截然不同的存在。舞台剧是她的起点，也是至今未曾改变的热爱。“我是从舞台剧被发掘的，舞台剧的魔力，观众的喝彩、掌声，反应和笑声是会让人上瘾的，我已经中毒了，哈哈。”舞台剧需要漫长而严谨的准备周期。“剧组须要提前一年预约，我才能安排时间飞回来排练。”在新加坡相对紧密的剧场生态中，这种选择也形成了一种默契。制作团队清楚她的条件与考量，包括跨国往返所需的时间，金钱成本，以及她必须为此做出的生活调整，因此，若非真正契合的作品，她不会轻易答应回归舞台；一旦决定参与，必然是出于足够的热情与认同。